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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国真当年为什么那样红?

作者:谌旭彬  稿件来源:腾讯  日期:2015-04-27


汪国真

1980年代前期,包括诗歌在内,文学与体制保持着紧张的对峙关系


4月26日汪国真的去世,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怀旧风潮。这自在情理之中,毕竟,在1990年代初,作为“轰动中国的诗歌王子”,汪曾是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中,知名度最高的诗人,其诗集发行量之大,迄今鲜有比肩者。

1992年,有机构对昆明的高校大学生作过调查,结果显示,70%以上的学生知道汪并读过他的诗,41%的学生能背诵他的2-3首诗。①

汪诗大都类似格言,用词浅显、语义明确。如其代表作《热爱生命》,就很能体现这种风格:“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/既然选择了远方/便只顾风雨兼程//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/既然钟情于玫瑰/就勇敢地吐露真诚……”

如此水准,使得汪诗自流行之日起,圈内评价即褒少贬多。但汪的自我辩护也不能说没有道理:“从1990年到现在,盗版和正版的数量加起来应该有两千万本以上,其中大概六百万左右是正版。……两千多万册的数字,代表的是读者的认可。……我成名后没听说过有哪位国内诗人超越我的影响力的,起码现在还没有。”②

所以,真正的问题是:在1990年代初,汪国真为什么会那样红?这个问题,又可以拆解成两个子问题:1、汪作为诗人走红,是1980年“诗歌狂潮”的一部分,19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“诗歌狂潮”?2、1980年代涌现出无数诗人,很多人的写作水平比汪高,为什么诗集卖得最好的是汪?汪在1990年走红,此前,一批诗人或自杀或病逝或远遁,汪是不是适时捡了一个“时代真空”的便宜?

第一个子问题。1980年代的“诗歌狂潮”并非凭空而来,其源头有二。

一是政策变化。1975年7月,毛泽东曾对邓小平沉痛谈及:“样板戏太少,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。百花齐放都没有了。别人不能提意见,不好。怕写文章,怕写戏。没有小说,没有诗歌。”③1980年初,邓小平明确指示:“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,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。”④受惠于这些政策,一些沉默已久的成名老诗人重回“诗坛”。

二是地下诗歌冲出地表。“文革”十年,并非全然“没有小说,没有诗歌”,只不过许多小说、诗歌,只能在地下秘密流传。它们的作者,大多是经历了时代幻灭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,譬如“食指”,譬如所谓的“白洋淀诗群”。至于诗的主旨,从这些句子中——“歌声,省略了革命的血腥/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/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”“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/祖国,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”——并不难窥见。⑤“文革”结束,新诗人们走上前台,继续沿用特殊年代所惯用的晦涩意象,遂被批判者冠以“朦胧诗”的名号。

1980年代前半期,文艺政策左右动荡。一方面是“朦胧诗”与“伤痕文学”盛行,集中控诉与反思时代悲剧;另一方面,“伤痕文学”的代表作《苦恋》遭到批判,“朦胧诗”的代表性人物,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文检讨,承诺要《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》。⑥

诗歌与体制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,是当日“诗歌狂潮”产生的关键因素。时人形容,在1980年代初的校园,“随便扔出一个石子就会砸到一个诗人”。躬逢其盛的西川回忆:“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,北岛、顾城等诗人有一次去成都,最后的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,没办法,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,才算完事。”⑦“英雄”二字,准确概括了时人对诗人的身份定位。所以,视北岛为方向标的诗人王家新,在目睹北岛从体制(中国作协)手中领走2000元“优秀诗集奖”时,竟有一种幻灭之感:“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。北岛离去时,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。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。”⑧


汪国真抒情诗《三月》书影

1980年代后期,诗歌陷入疯狂大跃进,青年们遂掉头扎进汪国真怀抱


第二个子问题。说汪国真捡了诗坛“时代真空”的便宜,其实并不成立。

首先,早在“真空”产生之前的1987年,国内出版界就已掀起了“席慕容热”——花城出版社的三本席的诗集,“印行了200多万册,其中的《七里香》印了20多次,印数及重印频率当时超过了武侠小说和琼瑶作品”⑨——而席的诗歌写作,“与汪国真的本质一样,都是鸡汤附体”,素有“男汪国真,女席慕蓉”之称。

其次,早在“真空”产生之前,汪发表在报刊上的零散诗作,已经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追捧,汪后来能够出版诗集,正是因为其诗集手抄本在1970后青年学生中的流行,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。

再次,汪自1970年代末开始写诗,贯穿整个1980年代,始终未能获得主流诗坛的认可。而主流诗坛当年诗集卖得最好的诗人,乃是舒婷,其代表作《双桅船》,自1982年出版,至1987年4月第4次印刷,总印数为54000册。至于卖得最好的诗集,则当属1985年编选出版的《朦胧诗选》,该书至2002年,总印数为24.05万册。这些数据都相当可观,但与汪国真诗集正版印数600万相比,差距可谓天壤。而且,时值1980年代诗歌热退潮,1990年,最权威的《诗刊》,已从鼎盛时期的每月印刷50万册,跌至15万册;汪诗大卖,乃是逆流而上。⑩

综上,显然,汪诗所满足的,是读者的另一种需求,而非填补其他诗人失语所留下的“时代真空”。汪国真曾说过,其诗集的主要读者,是1970年代出生的大、中学生。汪诗之所以能获得这批人的青睐,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其一,与构成1980年代“诗歌狂潮”的50、60后相比,1970年代生人,人生经历相对平缓、安定;汪诗鲜少有政治和时代的控诉,与1970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比较吻合。

其二,1985年后,整个文学界陷入了一种浮躁的“大跃进”状态。这主要是因为:1984年底,中央书记处提出了“创作自由”的口号(11),文学界与庙堂的对抗大幅削弱;同时,大量西方文化理论、文化思潮涌入,使作家们深感自身落后。于是,或在创作上奋力模仿,概念先行,以求直追“世界水准”;或投机取巧,大扯洋理论虎皮,抢占话语权,抢占利益制高点。不难想象,当一位成名的60后作家,在自己的作品里兴奋尝试“使用语言使现实世界陌生化”时,读者和市场,并不能同步做出回应。作家们跑的太快,将读者拉得太远。

诗歌圈自然也不例外。正如《诗刊》某主编所言:“1980年代(中后期)的中国诗坛俨然一幅‘百花齐放’的假象,每一位诗人都急着想举旗抓纲、开宗立派。于是有呼吸派、撒娇派等88个流派之多。1986年全国诗歌大展完了之后,光景不再,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,大家都不知道中国诗歌究竟应朝哪个方向走。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时间,便把西方200多年来的印象派、象征主义、弗洛伊德等统统扫了一遍。”(12)

今天很多人怀念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,殊不知这场热闹的本质,不过是一场囫囵吞枣式的“文化大跃进”,其内在仍相当荒芜。诗歌也不例外。所以,当1970年代生人在1980年代诗歌狂潮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慰藉时,遂掉头扎进了汪国真的怀抱。

在1990年创作的《名人》一诗中,汪这样写道:“我相信/这不完全/是由于一种机遇/宛如花朵/盛开,自有它的道理//我也相信/你的光华/所以会转瞬即逝/是因为你的绽放/太多,是依赖节气。”功成名就的汪,后来放言要去夺取诺贝尔文学奖时,或许已经忘了此诗,忘了自己之所以“绽放”,也是“依赖节气”。


自杀后才进入公众视野的1980年代诗人海子

注释:

①《新中国青年文化研究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,P127。
②《汪国真:时间给了我含金量最高的奖章》,山东商报,2010年5月31日。
③陈晋:《文人毛泽东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7年版,P615。
④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》,1980年1月16日,收录于《邓小平文选》第2卷,人民出版社,1997,P255。
⑤多多:《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》、《祝福》。按王家新的解读,“干酪”指代苏联,“八月”自是“红八月”,“恶毒的儿子”,则意指“被革命、造反和暴力所扭曲的一代人”。参见王家新:《读多多的几首诗》。至于“迷信”、“另一个父亲”,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领袖个人崇拜的狂潮。
⑥徐敬亚:《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——关于〈崛起的诗群〉的自我批评》,人民日报,1983年3月5日。
⑦西川:《海子“他被简单化了”》。
⑧王家新:《我的八十年代》。
⑨杨光治:《诗坛“席慕蓉热”前后》。
⑩见两书相应版本之版权页。1985年9月29日《拉萨晚报》、1986年10月《星星》诗刊,两次票选“你最喜欢的中国十大青年诗人”,舒婷均居首位。张立宪则谓:“《朦胧诗选》。这是我见过的脱销次数最多的一本书。”
⑪胡启立: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》,《人民日报》1984年12月30日。
⑫李小雨:《〈诗刊〉:一本诗歌杂志的甜蜜记忆》,新周刊,2005年第15期。1985年被称作文学上的“方法年”,是一个分野。此后,整个80年代文学,日益坠入自娱自乐的概念阐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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